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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载孜孜不倦研究党史
发布时间:2019-10-22 07:17:08 热度: 4992

《庞献之文聪》庞献之的生活、阅读和新知识联合出版公司

庞献之自1950年3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室以来,从事党史文学研究已近70年。庞献之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研究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见证人。70年来,庞献之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历史建党研究工作中形成了明确的历史观,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是成为中国人民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纵观《庞献之散文》四卷,可以发现庞献之党史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核心力量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此外,庞献之还回忆和记录了他在工作中接触到的许多人和事。这些个性化的视角无疑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党的历史轮廓。

历史与理论结合的最高境界

写党的历史最重要的不是整理史料,而是正确看待党的历史。庞献之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独特的历史观。贯穿《大旗》、《光辉道路》和《党的关键》三部著作的基本历史观是强调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核心力量和一致性。“没有核心,共产党就无法取胜”凝聚了庞献之的党史观。他说:“就民主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而言,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完全不同。无产阶级政党离不开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已近百年,近百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毛泽东同志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前,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

庞献之对毛泽东的研究体现了他强调核心力量的党史观。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庞献之最大的特点是,除了理论阐述之外,作者还结合自己的经验阐述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这种结合和理解生动而有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阅读生活的理解。作者说:“从1950年冬天到1966年夏天,我为毛泽东管理书籍、报纸和杂志,持续了将近17年。我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毛泽东的阅读生活。”笔者的经历可以证实毛泽东的博览群书和广泛的阅读兴趣,但由于毛泽东的阅读肯定与普通人有着不同的视野和目的,对他阅读背后思想的分析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庞献之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政治经济著作的解读与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结合起来,揭示了毛泽东阅读历史背后的思想理论层面:“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说服持这一观点的人,教育干部,毛泽东努力研究斯大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已经读过这本小册子很多次了。据我所知,有四本笔记本是他认可的。他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评论。”

二是作者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毛泽东传》和《毛泽东编年史》的编纂。毛泽东传记和年表的编纂是党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往往蕴含着集体智慧,但庞献之也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例如,在毛泽东的研究中使用第一手文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笔者举了一个例子,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的修改过程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明每个草案是如何修改的,以及为了反映毛泽东这一重要著作的形成过程,做了哪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然而,我们不会孤立地介绍修订过程,而是将修订过程与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毛泽东的实际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可以说,历史与理论的这种结合是党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之一,它不仅实现了实事求是,而且实现了生动活泼。

完成时代的局限

庞献之党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以来党的理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前后有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明显不同的时期,但本质上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来的,但它也是在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20多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针、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两个时期并没有分离,更不用说根本上对立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不能用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庞献之在《文聪总序》中阐述了“光辉道路”的基本理念,并将其延伸到习近平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由于写作时间的限制,作者简洁明了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本书缺乏文章的补救。

在《光辉道路》中,庞献之特别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他说:“强调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同病相怜、与时俱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例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驱。庞献之分析:“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两个阶段的观点。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阶段和相对发达阶段。”庞献之认为,这无疑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受挫后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但不幸的是,在毛泽东后来的意识形态发展中,这种新的理论认识没有时间发展。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源的,现在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明史的长河中,把同源放在一起,以澄清其背后的文明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继承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它丢失了,精神生命线就会被切断。”这无疑对当前党史和国史的研究和写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怀民的历史情怀

由于特殊的工作条件,庞献之在党史文献研究中接触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党史研究的对象。庞献之从个人角度回顾了他与田家英、胡乔木、胡生等党史研究者的交往,但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简单表达,也凸显了他们对党史和文学工作的贡献。这些文章被收录在《怀仁说史》一书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庞献之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回忆。在这篇长文中,庞献之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新闻来表达他对田家英的记忆,因此显得尤为珍贵。胡乔木曾为这篇文章专门写了一篇“学校阅读后记”,发表在1990年第3期《求是》杂志上。胡乔木说:“虽然这里的记录只限于一个方面,但对于了解毛泽东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思想变化,对于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都具有十分重要和宝贵的意义。”

庞献之对田家英的记忆有很多方面,但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田家英参与编辑重要党史文献,如《毛泽东文选》、《毛泽东文选》(甲、乙类)和《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另一个是田家英参与的几项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主要包括1958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在河南新乡七里营县和秀武县的调查,1959年初春在四川新凡县的调查,1961年1月23日至5月3日在浙江嘉善县和富阳县的调查,以及1962年在湖南湘潭、湘乡和宁乡长沙的调查。这些调查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进行的。这些调查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特殊时期。因此,庞献之不仅写了田家英实事求是的人格光辉,而且他的写作还与这一时期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事件和文件的制定,特别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个人转变紧密结合。这种“知心人”实际上是党的历史上的又一笔墨迹。

简而言之,《庞献之文献集》中的文章是一位忠诚的党史工作者70年来的研究记录。《庞献之文献集》不仅是党史研究中的珍贵史料,而且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党史研究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庞献之谦虚地说:“我没有专论,但我主要结合编辑和研究工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可以说,这个“文聪”体现了党的历史工作所要求的道德、知识和能力的结合,值得新时期党史和国史研究者反复研究。

(作者:张耀忠,南京晓庄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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